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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施志群:最大反避稅補稅個案凸顯轉讓定價規則
  • 發布時間:2013-07-29 11:05:49 來源:中國稅網 施志群 點擊次數:

  根據近期《人民日報》的消息,2012年度在北京一起涉及跨國公司的反避稅案中,國家稅務總局和北京市國稅局歷經3年多的調查和4輪艱苦談判,最終使外方企業補繳稅款近10億元,有力地維護了我國稅收主權和權益。這是迄今為止我國反避稅調整金額最大的案件。本次反避稅案中涉及的跨國公司是一家國際知名企業,該公司于1995年在北京投資設立了外商獨資企業,經過兩次增資,注冊資本達2000萬美元。
  
  在經過4輪艱苦的談判后,稅務機關與該跨國公司終于就雙邊預約定價安排達成一致。根據這一安排,這家跨國集團的中國公司向我國稅務機關補繳企業所得稅、營業稅及利息共計近10億元。這一結果還將持續影響企業未來在中國的納稅。按照該企業目前銷售規模測算,未來企業每年將為我國增加稅收收入1億多元。
  
  案例簡析:
  
  1、轉讓定價調查對象選取規則
  
  《特別納稅調整實施辦法(試行)》(“《辦法》”)第二十九條規定,轉讓定價調查應重點選擇以下企業:(一)關聯交易數額較大或類型較多的企業;(二)長期虧損、微利或跳躍性盈利的企業;(三)低于同行業利潤水平的企業;(四)利潤水平與其所承擔的功能風險明顯不相匹配的企業;(五)與避稅港關聯方發生業務往來的企業;(六)未按規定進行關聯申報或準備同期資料的企業;(七)其他明顯違背獨立交易原則的企業。
  
  本案中,企業自在中國設立后多年虧損,04-10年累計虧損20多億元,06-09年平均利潤水平(-18%)低于同行業平均水平(12%),屬于轉讓定價應重點選擇企業的第(二)類。這也最終使得該企業成為了稅務機關的關注對象。
  
  2、稅務機關傾向于以管理促企業自行調整
  
  在現行的管理、服務、調查三位一體的反避稅體系下,稅務機關一般傾向于通過管理來促進企業自行調整。2012年度高達283億元的企業自行調整稅額(2012年度反避稅補稅總額為346億元),也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本案中,在掌握了企業多年虧損且營業規模巨大的情況后,稅務機關對其關聯交易情況進行監控。稅務部門并未在發現異常情況的初期采取強硬措施,而是希望該企業能主動提出申請,再由兩國稅務部門通過談判解決關聯交易帶來的不合理避稅問題。
  
  3、申請預約定價的積極意義
  
  預約定價安排是在稅企雙方自愿、平等、互信的基礎上達成的協議,為稅企雙方增進理解、加強合作、減少對抗提供有效途徑。預約定價通常的積極意義在于:(1)為企業未來年度的轉讓定價問題提供確定性,從而帶來企業經營及稅收的確定性,也為稅務機關帶來穩定的收入預期;(2)降低稅務機關轉讓定價管理及調查的成本,有效避免企業被稅務機關轉讓定價調查的風險,降低企業的稅收遵從成本;(3)有助于提高稅務機關的納稅服務水平,促進稅收管理與服務的均衡發展,保障納稅人相關權益的實現。
  
  本案中,企業于2008年提出了雙邊預約定價的安排申請。這一預約定價的申請時間點顯示,企業其實很早就意識到了轉讓定價的風險,在具體的風險應對上,選擇了申請雙邊預約定價的方式,將境內、外兩方的稅務機關同時引入,以期解決轉讓定價不合理的問題。企業選擇申請雙邊預約安排,實際上將相關的爭議轉由境內外稅務機關之間進行(稅收管轄權等),此舉措一方面有利于企業更好的應對轉讓定價反避稅調查的危機;另一方面,也使得企業集團在特別納稅調整后,其關聯方能夠進行相應調整,避免集團面臨雙重征稅的風險。
  
  此外,從公開的案例描述信息來看,稅務機關實際借此機會了解并掌握了企業轉讓定價的真實情況。按照《特別納稅調整實施辦法(試行)》第六十一條規定,稅務機關與企業不能達成預約定價安排的,稅務機關在會談、協商過程中所獲取的有關企業的提議、推理、觀念和判斷等非事實性信息,不得用于以后對該預約定價安排涉及交易行為的稅務調查。本案中,由于企業在進行預約定價安排申請時其轉讓定價本身存在障礙,故稅務機關在預約定價安排談簽過程中獲悉的情況多屬于事實性信息,而這些信息也最終成為稅務機關進一步與企業談判的依據。
  
  4、企業巨額虧損的原因
  
  中國稅務機關在接到申請后,由國家稅務總局國際稅務司和北京國稅局組成工作小組,先后到這家公司的財務、市場銷售、技術研發、運營管理等部門進行調查。
  
  稅務機關在調查發現了該企業累積巨虧的原因:
  
  1、銷售收入不足以彌補高額的銷售管理費用。而費用高的原因是該企業需要向境外母公司支付高額的特權使用費。
  
  2、母子公司之間勞務價格偏低。境內子公司向境外母公司提供研發服務和技術支持服務,但給予的報酬明顯偏低(低于市場一般價格水準)。
  
  由此,稅務機關認定,企業本身的轉讓定價管理存在明顯的轉移利潤等避稅行為,關聯交易并不符合獨立交易原則。
  
  該企業巨虧的原因在反避稅實踐中較為常見。一直以來,特許權使用費是境內子公司向境外轉移利潤的慣用手段,故在新企業所得稅法下的轉讓定價及反避稅規則出臺后,特許權使用費的比例/數額成為稅務機關關注、檢查的重點之一(稅務總局國際司出版的《非居民企業稅收管理案例集》中也列舉了大量此類案例)。而勞務關聯交易由于勞務本身的虛化特性,往往會成為眾多以轉移利潤為目的的關聯交易所青睞的方式。
  
  5、企業所得稅特別納稅調整與流轉稅補交
  
  《稅收征管法》第三十六條規定,企業或者外國企業在中國境內設立的從事生產、經營的機構、場所與其關聯企業之間的業務往來,應當按照獨立企業之間的業務往來收取或者支付價款、費用;不按照獨立企業之間的業務往來收取或者支付價款、費用,而減少其應納稅的收入或者所得額的,稅務機關有權進行合理調整。
  
  根據公開的信息,在本案中由于交易定價的調整,與收入有關的營業稅也進行了補交(原文:“補繳企業所得稅、營業稅及利息共計近10億元”)。我們在此強調,雖然反避稅調查主要涉及的是企業所得稅事項,但不并意味著相關的流轉稅(特別是作為價內稅的營業稅)不會同時被調整。

 

  作者單位:北京明稅律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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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京一起涉及跨國公司的反避稅案中,國家稅務總局和北京市國稅局歷經3年多的調查和4輪艱苦談判,最終使外方企業補繳稅款近10億元,有力地維護了我國稅收權益和稅收主權。
  
  這是迄今為止我國反避稅調整金額最大的案件。
  
  據了解,本次反避稅案中涉及的跨國公司是一家國際知名企業,該公司于1995年在北京投資設立了外商獨資企業,經過兩次增資,注冊資本達2000萬美元。
  
  雖然這家跨國公司實力強大,但它在中國的公司設立以來幾乎沒什么盈利。企業財務報表顯示,除個別年度微利外,多年來一直處于虧損狀態,2004—2010年累計虧損達20多億元。
  
  從這家企業所處的行業來看,2006年至2009年,北京市該行業的平均利潤率在12%以上,而這家企業的平均利潤率只有-18%。這一反常現象,引起了我國稅務機關的高度關注,并開始對其關聯交易情況進行監控。因為,通過關聯交易將大量利潤轉移到境外母公司,讓子公司出現虧損是跨國公司常用的避稅手段之一,這將極大損害我國的稅收權益。
  
  北京市國稅局第二直屬稅務分局副局長孔丹陽,作為調查組成員參與了這一案件的全過程。她告訴記者,我國稅法規定,對通過關聯交易的不合理避稅行為可以追溯長達10年。因此,稅務部門一開始并沒有急于采取強硬措施,而是希望該企業能主動提出申請,再由兩國稅務部門通過談判解決關聯交易帶來的不合理避稅問題,從而既保護企業的聲譽等利益,也最大限度實現我國的稅收利益。
  
  2008年,這家公司為避免被我國和它總部所在國的稅務機關進行反避稅調查的風險,向兩國稅務機關提起雙邊預約定價安排的申請。所謂雙邊預約定價安排,是指納稅人與其關聯方在關聯交易發生之前,向交易雙方所在的兩國稅務機關提出申請,由兩國稅務機關對企業的關聯交易定價原則和計算方法開展雙邊磋商,達成一致并簽署的預先稅收安排。
  
  接到申請后,國家稅務總局國際稅務司和北京國稅局隨即組成工作小組,在一個多月的時間里,先后到這家公司的財務、市場銷售、技術研發、運營管理等部門進行調查。
  
  調查發現,這家企業累計虧損巨大,并不是因為產品在市場上銷售差,而是由于銷售管理費用率很高,銷售收入不足以彌補高額的銷售管理費用。費用高的原因則是要向境外母公司支付高額的特權使用費。此外,母公司對子公司向其提供的研發服務和技術支持服務,給予的報酬明顯偏低,也是造成企業利潤率低、連續虧損的重要原因。
  
  據此,我國稅務機關認定,這家企業通過關聯交易進行了不合理的避稅,將銷售環節的主要利潤轉移給了母公司,而在中國的子公司承擔了重要的企業功能和市場風險,卻沒有得到應有的利潤,侵害了我國的稅收權益。
  
  在涉及的關聯交易中,母公司收取多少費用合理,哪些是子公司應有的利潤?中國與對方稅務機關開始了漫長談判過程。“說到底,談判就是兩國稅務機關各自為本國爭取稅收利益,我們必須做好最充足的準備,才能在關鍵時刻拿出令人信服的證據,讓對方做出讓步。”孔丹陽表示。
  
  國際稅務司有關負責人介紹,為了應對談判,工作小組準備了多套談判方案,進行了大量的數據測算和分析,創建了120多個Excel文檔,寫下了20多萬字的材料。
  
  經過艱苦的4輪談判,2012年雙方終于就雙邊預約定價安排達成一致。根據這一安排,這家跨國集團的中國公司向我國稅務機關補繳企業所得稅、營業稅及利息共計近10億元。這一結果還將持續影響企業未來在中國的納稅。按照該企業目前銷售規模測算,每年將為我國增加稅收1億多元。(人民日報本報記者吳秋余)